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——写在中国网民突破一亿之际 - 达人(博客)

2005/08/26 | 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——写在中国网民突破一亿之际
类别(日记) | 评论(0) | 阅读(14) | 发表于 10:13: 这是一个涉及未来经济和社会财富走向的重大问题。

　　陈国栋先生在全国政协提案中提出“国民幸福指数和GDP一样重要”的命题，具有重大意义。我想继续深化一下这个主题，我认为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为人民谋幸福，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，先快乐带动后快乐，实现共同幸福。这是“为人民谋幸福”的3.0版，即第三次浪潮版。

　　幸福，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，具有不同历史含义。第一次浪潮版的为人民谋幸福，体现在“物质极大丰富”方面，农村改革，让一部分人先实现温饱，最终带动全国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；第二次浪潮版的为人民谋幸福，体现在富裕方面。城市改革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先富带后富，正在走向共同富裕。今天，我们还处在这一过程的后半程上。从未来学观点看，为了适应第三次浪潮带来的挑战，我们需要及早考虑“为人民谋幸福”在信息革命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新问题和新特点。我认为，第三次浪潮版的“为人民谋幸福”将体现这样的特点：通过信息革命，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，带动社会共同幸福。

　　明确这一点，有利于沿着十六大指出的方向，正确认识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发展信息文化产业、文化信息产业、互联网内容产业、推动产业文化化、发展体验经济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等方面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，把以人为本，建立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。

　　我们反对在新的条件下，把“为人民谋幸福”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。主张信息革命的策略，要建立在市场经济原则上，建立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、创造性的基础之上。

社会幸福基于个人快乐

　　国民生产总值GDP作为货币尺度的经济财富总量，被称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但是，GDP不能衡量经济总量的实际“含金量”，将GDP作为发展的唯一标准，是片面的。幸福是金。经济发展的实际“含金量”，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人民幸福。归根结底，经济增长的目的，是老百姓的幸福。这是人们提出“国民幸福指数”问题的实际背景。

　　工业化是人类伟大的历史进步，极大推动了社会财富的创造。但工业化也有其历史局限性，这是我们即使沉浸在工业化高潮时，也不可以不去察觉的盲点。因为失察的结果就是被动挨打。工业化的历史局限性，集中体现在增长与幸福的矛盾上。连普通老百姓，对这一深刻历史矛盾，都有常识性的观察。如他们说：“有钱不快乐”，“放下饭碗骂娘”。现代经济学最前沿的研究，已经通过大量的实证统计，证明工业化达到人均3000美元后，GDP与幸福开始脱节。发达国家开始把下一代现代化的焦点，聚向高科技和高情感的结合部。我国现在工业化没有完成，这个问题还没有迫在眉睫。但等到信息化国家痛打工业化国家时，再来研究为时已晚。所以我们要提前关注这个问题。

　　人类的幸福，在GDP这个二级火箭脱落后，继续上升的第三级推动力何在？不靠GDP，靠什么。这是下一轮现代化的最大难题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发现，问题的根子，就出在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论上。集中反映工业化历史局限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，将效用与价值分离，是经济增长与幸福脱节的理论根源。斯密的个人自利引致社会富裕，说的是效用；它隐含了一个价值方面的有缺陷的命题：社会幸福基于个人痛苦。这导致了微观的资源配置与宏观的财富分配的矛盾。新古典主义从微观上追求效用（可以带来快乐的痛苦），但宏观上导致的却是效用最大化（GDP最大化），而非幸福最大化；福利经济学认为整体幸福要通过再分配才能实现，但这个整体幸福，却缺乏资源配置的微观价值基础。

　　卡尼曼提出了“回到边沁”的纲领性主张，通过区分效用与价值，澄清了这个问题。新的幸福经济学，解决新古典主义与福利经济学在微观与宏观上不对称的方法，是将“社会幸福基于个人痛苦（效用）”这个工业化命题，改造为“社会幸福基于个人快乐（价值）”这个信息化命题。这个命题有双重性：它既是一个新经济的命题，又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命题。

　　作为新经济的命题，其第三次浪潮的特点体现在，作为效用对立面的价值，快乐和幸福，都只有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才能实现。价值是效用相对于参照点的得失（快乐与痛苦），必须通过以人为本的信息决策来确定。这与主流经济学的信息无关假设正相对立。

　　作为市场经济的命题，表现得更加突出，它把宏观幸福，建立在微观快乐基础上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一命题中理解的为人民谋幸福，不是谋抽象的幸福，不是谋与个体对立的幸福，不是谋与眼前对立的幸福，而是把个人快乐，作为整体幸福的微观基础。让根本性的、全局性的价值（幸福），从眼前、局部的价值（快乐）中，自然而然地导出。这是对传统福利经济学的历史性的改造。如果没有这一命题作为基础，单纯强调幸福，具有很大的政策风险。容易导向损害发展的计划性福利国家轨道，抑制市场经济活力的发挥。在这方面，同是强调幸福，卡尼曼的行为经济学与黄有光的福利经济学，政策倾向截然不同。

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

　　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，先快乐带动后快乐，最终实现共同幸福。这是一个针对第三次浪潮的政策策略。同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先富带后富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”比较起来，“富裕”指的是效用，“快乐”指的是价值。前者是一个工业化的命题，后者是一个后现代的命题。

　　经济学意义上的“快乐”（“幸福”），与口语中的“快乐”（“幸福”），实际上有一点区别。口语上说的是主观感觉，经济学上说的却是客观价值。所以卡尼曼把作为价值的快乐，称为客观快乐；其幸福，特地区别于“主观幸福”。经济学上说的“快乐”（“幸福”），是指净财富（效用）相对于参照点（以人为本）的得失（得为快乐，失为痛苦）。

　　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，先快乐带动后快乐，最终实现共同幸福。作为一种“谋幸福”的策略。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，含义是不同的。对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来说，这是指产业和需求，要向价值链的高端升级，在精神和文化需求满足的微观经济基础上，实现国民幸福指数的整体提高。对工业化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，是指在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，在物质需求满足之外，率先在发达地区、信息服务业等领域及高收入人群中，通过首先满足一部分需求层次较高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，提高社会整体满意度，直接为人民谋幸福；最终实现全体人民从物质效用满足为主，向精神价值（信息和知识价值）满足为主的转变，从而提高为人民谋幸福的总体水平。

　　需要指出，中国发展非常不平衡，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“有钱”的程度，解决“有钱但不快乐”的问题，对于他们还是下一步的事情。但这个问题现在就应当提出来了。因为：第一，在发展不平衡的高端一侧，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的问题。尤其是中国已有一亿人上网，这些人快乐不快乐，对社会稳定影响很大；第二，实现小康，不等于物质极大丰富，必须全面发展，满足人们文化需求，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，是全面建设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；第三，为人民谋幸福，需要跟上时代发展，充分体现先进性。一方面要通过工业化，让人们普遍富裕起来；另一方面要通过信息化，让人们感到生活的意义和乐趣，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。

　　作为一个现实的问题，我们的观念和政策，是否已准备好应对未来的挑战？

　　第一，要克服将国民幸福与个人快乐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。比如，一部分人通过互联网先快乐起来了，可还没快乐两天，就受到这样那样的“修理”。除了正常的规范以外，我们也要看到，那种认为“享乐可耻，快乐有罪”的传统观念，还在抑制人们的健康的快乐要求。实际在把“为人民谋幸福”与个人快乐对立起来。我们不能抽象地谈幸福，具体地反快乐。这种宏观认识与微观认识不协调的现象需要改变。

　　第二，要克服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对立起来的认识，树立通过市场经济发展文化产业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意识。文化产业问题，既是一个产业问题，更是一个市场经济问题。十六大已明确提出用产业方式发展文化的问题，可一些人仍然习惯用事业、甚至政府的方式来直接介入文化产业。对于正当的文化市场需求，用非市场的方式过多干预，会付出文化国际竞争力下降和文化贸易逆差的代价，最终会影响到群众满意不满意这个大局，那时候再谈什么“根本”，都根本没用了。

　　第三，要把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宗旨，落实在群众具体的喜怒哀乐之上，以人为本，建立和谐社会。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，最终实现共同幸福，实际是充分相信群众的表现。世上没有救世主，幸福生活要靠劳动人民自己来创造。执政党的使命在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、创造性，让老百姓从一点一滴的切身实践中，认同自身为人民谋幸福的宏大抱负。

　　历史潮流无情。从工业化转向信息化，每个社会的稳定，都会受到新的考验。仅仅是先富后富，共同富裕，只能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，而非充分条件；只有个人快乐，共同幸福，才能真正保持社会稳定。

　　所以，“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”这个逻辑，对于“谋幸福”来说，就变得重要起来。如果每个社会细胞都不快乐，社会整体怎么会反而被谋了幸福呢？从另一方面说，谋幸福这件事，其实也是大家自己的事，要“从我做起”。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，不仅不会让天下大乱，还会通过共同幸福，让天下大治。如果社会的每个细胞都快乐，积小快乐为大快乐，最终使这个国家的幸福值(National Well-Being Account)高于其它国家，“为人民谋幸福”就会得到它最好的回报。; 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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